(XINHUANEWS)

"Borrow a boat to sail in the sea -- we will find more ways to use the opportunities brought by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he said.

(XINHUANEWS)

Chinese President Xi Jinping and his U.S. counterpart Donald Trump on Monday discussed bilateral ties and the situation on the Korean Peninsula on phone, pledging close contact by various means to promptly exchange views on major issues of common concern.

(XINHUANEWS)

Agricultural products have been exempted duty by the FTA , but most Thai rice sold in China ' s supermarkets is imported through regular channels , without taking advantage of the FTA , she said .

(XINHUANEWS)

Public services including employment , education , healthcare and social security will be improved in the area , he said .

(时政频道)

　　2018年3月2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监察委员会在北京揭牌。至此，国家、省、市、县4级监委全部组建完成，同党的纪律检查机关合署办公，一体履行纪检、监察两项职责，构建起党统一领导、全面覆盖、权威高效的监督体系。 　　一年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依规依纪依法履职尽责，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显现多方面成效，反腐败法治化规范化水平不断提升，制度优势正加速转化为治理效能。特别是在打虎拍蝇猎狐方面，更有力度更有质效，有力推动夺取了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让腐败分子闻风丧胆，老百姓拍手称快。 　　打虎：反腐凝聚强大合力，高压震慑引发自首效应 　　2018年4月1日晚11点，国家监委成立后“首虎”现身——贵州省委原常委、副省长王晓光深夜落马。此时，距国家监委揭牌仅仅只有10天。 　　贵州省委原常委、省政府原副省长王晓光是国家监委成立后首个接受审查调查的中管干部，这是宣布开除王晓光党籍和公职现场。 　　社会各界感受到国家监委“挂牌即开局、开局即开工”工作作风的同时，也注意到，“打虎”又有新变化——消息源由中央纪委，变为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内容表述上则从“涉嫌严重违纪”变为“涉嫌严重违纪违法”、从“接受组织审查”变为“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打虎消息往往十分简短，被不少媒体网友称之为“一句话新闻”。如此惜字如金的表述，却有多处变化，背后蕴含的内涵可想而知。 　　——党统一领导，反腐败力量更集中更强大 　　事实上，随着监察体制改革深入推进、监察法颁布实施，纪检监察机关职责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改革前，纪律检查机关、行政监察机关、检察机关分别对特定对象行使反腐败职权：纪委对党员违纪行为进行审查，行政监察机关对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违纪违法行为进行监察，检察机关对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行为进行查处，反腐败职能既有交叉重叠的地方，也存在力量分散的问题。 　　监察体制改革有效整合反腐败资源和力量，在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下，形成强大合力。 　　改革后，通过整合行政监察、预防腐败和检察机关查处贪污贿赂、失职渎职及预防职务犯罪等工作力量，成立各级监察委员会，同纪律检查委员会合署办公，攥紧了集中力量打击腐败的铁拳。各级纪委监委在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下，既根据党章党规党纪履行纪律检查职责，又依据宪法监察法等法律法规履行国家监察职责，手握纪法“两把尺子”，纪法双施双守。 　　这就意味着，对“老虎”宣布立案审查调查后，纪检监察机关既要审查违纪问题，又要调查职务违法和职务犯罪问题，既考虑纪的因素，又考虑法的内容。王晓光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正体现了党内监督和国家机关监督、党的纪律检查和国家监察的有机统一。 　　——质量、效率双提升，反腐败提高法治化规范化水平 　　监察法赋予监察机关12项调查措施 　　监察法赋予监察机关谈话、讯问、询问、查询、冻结、调取、查封、扣押、搜查、勘验检查、鉴定、留置等12项调查措施，每一项都是“利器”。特别是用留置取代两规，解决了长期困扰我们的法治难题，提高了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惩治腐败的水平。 　　此外，监委成立前，纪检监察机关的调查结果不能作为证据直接用于司法审判，问题线索移交后，检察机关必须重新立案侦查、重新取证、重新制作笔录。 　　监察法第三十三条明确规定，监察机关依照本法规定收集的证据材料，在刑事诉讼中可以作为证据使用。据此，监察机关调查终结后，将职务犯罪案件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收集的证据不再需要进行转换，减少了工作环节，有利于实现审查调查与司法程序之间顺畅对接。 　　再加上，国家监委成立后，通过整合规范纪检监察工作流程，建立健全统一决策、一体运行的执纪执法工作机制，执纪执法有效贯通；在党委集中统一领导下，同审判机关、检察机关形成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关系，衔接司法更加顺畅高效。这些，都大大提升了反腐败工作效率。 　　从各地实践来看，反腐败各环节用时明显缩短。2018年，福建省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共采取留置措施并移送审查起诉224人，从监察机关立案调查到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平均用时48天，与改革前相比减少近100天。在黑龙江省，省市两级纪委监委审查调查案件平均用时比上一年缩短27天。 　　效率提高的同时，质量也稳步上升。两会期间，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工作报告显示，“受理各级监委移送职务犯罪16092人……不起诉250人，退回补充调查1869人次，不起诉率、退查率同比分别下降9.5和37个百分点”。 　　——立案、处分数创40年新高，持续保持高压态势，显现“自首效应” 　　河北省政协原副主席艾文礼是国家监委成立后首个投案自首的中管干部，这是宣布开除艾文礼党籍现场。 　　2018年7月31日，河北省政协原副主席艾文礼成为监察法施行后首个投案自首的中管干部。其后，又有河南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王铁等人主动投案自首。十九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工作报告透露，党的十九大以来共有5000余名党员干部主动投案。 　　2018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立案、处分数相比去年增长明显 　　自首效应的显现，一方面来自高压震慑。国家监委成立后，反腐败始终保持高压态势，力度不减、节奏不变，对违纪违法者形成强大震慑。2018年，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立案审查调查中管干部68人，涉嫌犯罪移送司法机关15人。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案63.8万件、处分62.1万人，均创纪律检查机关恢复重建40年来的最高值。 　　另一方面，在于政策感召。党纪处分条例、监察法规定，对主动交代、自动投案的违纪违法人员，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分，在移送人民检察院时提出从宽处罚的建议。 　　部分身处关键岗位的领导干部的投案自首，也产生了明显的“示范带动”作用。安徽省凤阳县政协原党组成员、副主席史成龙就是一例。在手机上收到艾文礼投案自首的消息后，他的内心受到强烈冲击，随后王铁的投案自首则彻底冲垮了他的心理防线，“再不自首，可能就再也没有机会了”。王铁投案3天后，2018年8月20日，史成龙主动向纪检监察机关投案。 　　拍蝇：监察全覆盖不留空白，监督触角直抵“神经末梢” 　　2018年8月，浙江省湖州市长兴县画溪街道南石桥村一名非党员村民小组长戴春良因套取种粮补贴1.58万元被查处。戴春良问题线索之前就已存在，但其既不属于纪律审查范围，又不属于行政监察范围，问题一度难以解决。监察体制改革后，非党员村干部也被纳入监察对象。画溪街道监察办成立后快查快处，最终，戴春良被责令辞去组长职务，并上缴套取的资金。 　　监察体制改革以前，党纪只能处分中共党员，行政监察法规定的行政监察对象主要是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非党员的村干部、国有企业管理人员等相当一部分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都属于无人管、不便管的对象。监察法第十五条规定六类监察对象，实现对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监督全覆盖，填补了原有监督范围的空白。 　　监察法第十五条规定六类监察对象，实现对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监督全覆盖。 　　吉林省监察对象由20.6万人增加至67.95万人，福建省监察对象从22.48万人增加到74.21万人，重庆市监察对象从38.09万人增长到129.75万人，贵州省监察对象从22万人增加到63万人……数据显示，监察法实施后各地的监察对象数量都显著增加。 　　监督对象填补空白，监督内容也填补空白。过去纪、法中间存在空白地带，非党员公职人员如果只是违法、行为不构成犯罪，就难以得到有力查处，存在“犯罪有人管、违法无人过问”的现象。改革后，监察法创制的政务处分，弥补了纪、法中间的空白地带，各级监委既调查职务违法行为，又调查职务犯罪行为。 　　“监察监督员就是安在我们家门口的‘探头’，看哪个村干部以后敢乱来。”说起村里的监察监督员岳红，重庆市綦江区永新镇双池村的村民竖起了大拇指。2018年8月中旬，岳红在走访群众时，收集到该村村干部私分公益林补助款的问题线索，随后向区纪委监委派出第四监察室报告，最终查处了该村4名村干部违规侵占公益林补助款的案件。 　　聘请监察监督员是重庆市继向乡镇（街道）派出监察室后，推动监察工作向基层村居延伸的又一创新举措。一年多来，各级纪委监委依法行使监察权，积极探索监察职能向国有企业、金融企业、高校和乡镇、村居延伸，与基层治理相结合，进一步落实了监督全覆盖的要求。 　　2018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占比图 　　值得注意的是，监察全覆盖不是办案全覆盖。无论纪委监委，首要职责、第一职责都是监督。监察体制改革发挥的最突出效力就是强化了日常监督，在干部犯罪之前，管住了一般性的违法。2018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处理173.7万人次。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种形态分别占比63.6%、28.5%、4.7%和3.2%，实现了由“惩治极少数”向“管住大多数”拓展。 　　猎狐：追逃追赃持续开创新局，创下多个“第一” 　　2018年11月30日，外逃保加利亚的职务犯罪嫌疑人姚锦旗被引渡回国，这是国家监委成立后成功引渡第一案。（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张祎鑫 摄） 　　2018年11月30日，外逃13年之久的职务犯罪嫌疑人、浙江省绍兴市新昌县原常务副县长姚锦旗被引渡回国，这是国家监委成立后成功引渡第一案。从他10月17日被保加利亚警方抓获到回国归案，历时仅44天。 　　监察法颁布施行、国家监委成立后，纪检监察机关成为追逃追赃案件的主办机关，从幕后走到台前。监察法专设反腐败国际合作一章，明确国家监察委员会加强对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和防逃工作的组织协调，督促有关单位做好相关工作。党对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的领导进一步强化，中央追逃办统筹协调外交、司法、执法、金融等部门积极履行反腐败国际合作相关职责的机制更加顺畅高效。 　　姚锦旗案，正是在中央追逃办的有力指挥协调下，国家监委、外交部、浙江省监委等机构、部门通力合作，各环节紧密衔接，才成就如此速度。 　　高效运转的，不止有追逃追赃，还有防逃。 　　2018年5月11日晚上11点，西南林业大学原党委副书记、校长蒋兆岗上了云南省公安厅发布的A级通缉令，一时成为舆论热点。 　　作出通缉决定的，是云南省监委。当天下午6点，发现蒋兆岗失联的云南省纪委监委经过综合研判，果断运用监察法赋予的决定通缉权力，向省公安厅出具《云南省监察委员会决定通缉通知书》。双方依据监察法和相关规定，顺畅衔接。仅仅4个多小时后，云南省公安厅就发布了网上追逃和通缉令，布下天罗地网。 　　西南林业大学原党委副书记、校长蒋兆岗失踪仅20天后就被抓获 　　最终，蒋兆岗因为严密的防逃措施无路可走，只能藏匿在昆明某小区，仅20天后就被抓获。 　　监察体制改革后，各级纪检监察机关把新增监察对象全部纳入防逃范围，同时加强和执法、司法机关的协作配合，构筑了无死角、全覆盖的防逃堤坝。 　　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破解难题，是国家监委成立后，追逃追赃工作的又一鲜明特色。继监察法后，2018年10月26日起公布施行的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确立刑事缺席审判制度，意味着“外逃贪官没被追逃回国也能对其审判”。而新制定的国际刑事司法协助法规范和完善了我国刑事司法协助体制，明确国家监委在国际刑事司法协助中主管机关的地位和职责，“促进对外司法协助更加有效开展”。 　　一系列法律法规的制定，为加强国际追逃追赃提供了更完善的法律依据和更可靠的程序保障，也推动反腐败对外合作更加顺畅开展。 　　在姚锦旗案中，我方以国家监委名义提出引渡请求，提供合乎法律规范的证据资料，得到了保方的尊重、认可和支持，并非常及时、快速地做出了反馈。 　　而2018年12月13日，国家监委成立后首次同西方国家成功签署反腐败执法合作文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监察委员会与澳大利亚联邦警察反腐败执法合作谅解备忘录》，也正由于澳方认可和尊重监察法赋予国家监委监督调查处置以及开展反腐败国际合作职权，愿意以澳联邦警察名义同国家监委直接签署备忘录。 　　国家监委成立一年来，天罗地网越织越密，追逃追赃保持强大攻势，持续开创新局，频现“第一”。 　　2018年6月22日，赖明敏成为国家监委成立后首个到案“百名红通人员”。 　　2018年7月11日，外逃美国17年之久的职务犯罪嫌疑人许超凡被强制遣返回国，这是国家监委成立后第一个从境外遣返的职务犯罪嫌疑人（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徐梦龙 摄） 　　2018年7月11日，外逃美国17年之久的职务犯罪嫌疑人，中国银行广东省开平支行原行长许超凡被强制遣返回国。这是国家监委成立后第一个从境外遣返的职务犯罪嫌疑人，也是第一起在发达国家实现异地追诉、异地服刑后强制遣返的成功案例。 　　2018年8月23日，国家监委等五部门首次联合发布《关于敦促职务犯罪案件境外在逃人员投案自首的公告》，引发投案自首连锁反应，当日即有2人投案。至12月31日投案期限内，165人主动投案，包括“百名红通人员”蒋雷、王清伟等。 　　…… 　　从国家监委成立后首个从境外遣返的职务犯罪嫌疑人许超凡到成功引渡第一案姚锦旗，从联合五部门首次发布“敦促投案自首公告”到首次同西方国家成功签署反腐败执法合作文件……一个又一个“第一”，见证了追逃追赃的坚实足迹。这既是党中央有逃必追、一追到底坚定决心的有力宣示，也是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生动诠释。（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兰琳宗丨制图 张舒谊）

(时政频道)

　　2018年3月，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改为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一年间，我国网信事业快速健康发展，网络内容建设持续加强，网络安全保障能力稳步提升，持续为全球互联网发展治理贡献中国经验、中国智慧。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从维护网络安全、掌握核心技术、汇聚网络人才、清朗网络空间、加强国际合作等方面多次部署网络强国建设。党建网微平台和您一起学习！　　　 　　——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 　　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就没有经济社会稳定运行，广大人民群众利益也难以得到保障。 　　——2018年4月20日至21日，习近平在全国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网络安全和信息化是相辅相成的。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安全和发展要同步推进。 　　——2016年4月19日，习近平在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维护网络安全不应有双重标准，不能一个国家安全而其他国家不安全，一部分国家安全而另一部分国家不安全，更不能以牺牲别国安全谋求自身所谓绝对安全。 　　——2015年12月16日，习近平在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 　　——网络空间的竞争，归根结底是人才竞争 　　网络空间的竞争，归根结底是人才竞争。建设网络强国，没有一支优秀的人才队伍，没有人才创造力迸发、活力涌流，是难以成功的。念好了人才经，才能事半功倍。 　　——2016年4月19日，习近平在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建设网络强国，要把人才资源汇聚起来，建设一支政治强、业务精、作风好的强大队伍。“千军易得，一将难求”，要培养造就世界水平的科学家、网络科技领军人才、卓越工程师、高水平创新团队。 　　——2014年2月27日，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时的讲话 　　要研究制定网信领域人才发展整体规划，推动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让人才的创造活力竞相迸发、聪明才智充分涌流。 　　——2018年4月20日至21日，习近平在全国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互联网核心技术是我们最大的“命门” 　　互联网核心技术是我们最大的“命门”，核心技术受制于人是我们最大的隐患。一个互联网企业即便规模再大、市值再高，如果核心元器件严重依赖外国，供应链的“命门”掌握在别人手里，那就好比在别人的墙基上砌房子，再大再漂亮也可能经不起风雨，甚至会不堪一击。 　　——2016年4月19日，习近平在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核心技术是国之重器。要下定决心、保持恒心、找准重心，加速推动信息领域核心技术突破。 　　——2018年4月20日至21日，习近平在全国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要紧紧牵住核心技术自主创新这个“牛鼻子”，抓紧突破网络发展的前沿技术和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关键核心技术，加快推进国产自主可控替代计划，构建安全可控的信息技术体系。 　　——2016年10月9日，习近平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三十六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 　　——网络空间是亿万民众共同的精神家园 　　网络空间是亿万民众共同的精神家园。网络空间天朗气清、生态良好，符合人民利益。网络空间乌烟瘴气、生态恶化，不符合人民利益。谁都不愿生活在一个充斥着虚假、诈骗、攻击、谩骂、恐怖、色情、暴力的空间。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 　　——2016年4月19日，习近平在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做好网上舆论工作是一项长期任务，要创新改进网上宣传，运用网络传播规律，弘扬主旋律，激发正能量，大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把握好网上舆论引导的时、度、效，使网络空间清朗起来。 　　——2014年2月27日，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时的讲话 　　中国愿意同世界各国携手努力，本着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的原则，深化国际合作，尊重网络主权，维护网络安全，共同构建和平、安全、开放、合作的网络空间，建立多边、民主、透明的国际互联网治理体系。 　　——2014年11月19日，习近平向首届世界互联网大会致贺词 　　——网络空间前途命运应由世界各国共同掌握 　　世界各国虽然国情不同、互联网发展阶段不同、面临的现实挑战不同，但推动数字经济发展的愿望相同、应对网络安全挑战的利益相同、加强网络空间治理的需求相同。各国应该深化务实合作，以共进为动力、以共赢为目标，走出一条互信共治之路，让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更具生机活力。 　　——2018年11月7日，习近平向第五届世界互联网大会致贺信 　　全球互联网治理体系变革进入关键时期，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日益成为国际社会的广泛共识。我们倡导“四项原则”、“五点主张”，就是希望与国际社会一道，尊重网络主权，发扬伙伴精神，大家的事由大家商量着办，做到发展共同推进、安全共同维护、治理共同参与、成果共同分享。 　　——2017年12月3日，习近平致第四届世界互联网大会的贺信 　　互联网发展是无国界、无边界的，利用好、发展好、治理好互联网必须深化网络空间国际合作，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 　　——2016年11月16日，习近平在第三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开幕式上的视频讲话 　　(来源：求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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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重庆3月23日电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郭声琨21日至23日在重庆调研时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法工作会议和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在更高站位上谋划推进政法工作，创新社会治理，防范化解风险，努力把平安中国建设不断提高到新水平。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重庆市委书记陈敏尔参加部分调研。　　郭声琨来到重庆市公安局九龙坡区分局等政法基层单位和翠云街道等基层社会治理单位，了解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基层社会治理网格化智能化建设和扫黑除恶等情况。郭声琨指出，要坚持创新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贯彻好党的群众路线，运用好新技术新手段，做细做实防控风险各项工作，把各类矛盾隐患发现在早、处置在小。特别要针对个人极端暴力犯罪，全面开展风险隐患排查化解，坚决遏制危害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影响社会稳定的案事件发生。要深入推进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加强法治宣传教育，健全社会心理服务体系，最大限度清除浊气、消解戾气、弘扬正气。　　在重庆市人民检察院、合川区人民法院和两江新区（自贸区）人民法院，郭声琨深入了解智慧检务建设和诉调对接、涉外案件受理等情况。他指出，要深化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探索完善诉调对接机制，推进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既实现案结事了，又缓解案多人少，走实走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调研期间，郭声琨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政法工作意见建议。他强调，要认真贯彻《中国共产党政法工作条例》，坚持党的绝对领导，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确保政法工作正确的政治方向。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重庆工作重要指示精神，聚焦“两点”定位和“两地”“两高”目标，提高服务高质量发展的水平。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主动回应人民群众新需要新期待，不断提升执法司法公信力。要加强革命化、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建设，打造一支党中央放心、人民群众满意的高素质政法队伍。 　　《 人民日报 》（ 2019年03月24日 04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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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辽宁沈阳建立正风肃纪监督平台：打通数据壁垒，政务、社会数据采集全覆盖；公示系统面向公众，把靠人监督转向靠制度靠科技监督。“正风肃纪与大数据相结合，从早从小发现问题，监督就像人的健康管理一样，需要治未病、治小病。用上大数据，少做‘大病治疗’，多做‘健康体检’。”　　　　开着豪车、办着企业，却领着低保，这样的事以往只能靠群众举报或监督检查才能发现；有的企业数百次投标一次不中，有的企业中标率接近百分之百，这样的疑似围标、卖标行为，过去很难预先防范。在辽宁沈阳，市纪委监委在正风肃纪监督工作中，开始运用大数据分析比对，有效防范了此类问题。仅仅8个月，通过正风肃纪监督平台等发现涉嫌违纪问题线索已达3288件，立案1475件，移送司法机关及采取留置措施24人，挽回经济损失4.05亿元。　　打破信息孤岛 整合监管数据　　建立正风肃纪监督平台始于一次正风肃纪大检查。2017年8月开始，沈阳市在全市开展正风肃纪监督，冲着项目去、对着资金查。　　通过这次检查，一个个触目惊心的案例，令沈阳市纪委主要负责人深思：纪委监委工作领域的不平衡不充分主要是执纪较强，监督较弱。单靠“事后”问责，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监督乏力这个老大难问题。必须建立一整套机制，用制度、用科技约束权力，使其不能“任性”。　　2018年2月起，市纪委监委与中科院计算技术研究所合作，研发建立了正风肃纪监督平台，打破政务、社会大数据壁垒，实现数据采集全覆盖，把分散于各个委办局、区县的数据，集中起来，统一利用。　　这个平台包括一库四系统。“一库”即正风肃纪监督大数据库，采集2016年以来，市大数据局等市县两级共836家政府职能部门的基础数据、业务数据和政府投资项目数据，总量2.92亿条。　　“四系统”即正风肃纪监督公示系统、数据采集系统、问题管理系统、综合分析系统。其中公示系统面向公众，涵盖了13个区县（市）、97家市直单位、4所市属高校可公示的所有资金、项目数据。　　市民在互联网搜索“沈阳正风肃纪监督平台”，进入该公示系统就可查询，发现有和实际情况不符的，可以一键举报，系统会按照流程处置，结果会及时反馈给举报人，有效解决了政府和社会公众之间信息不对称的问题。“有的地方虚设项目，套取资金，比如建设一个道路修补工程，如果市民发现这个工程根本不存在，或者面积施工量不符合，就可以举报。”沈阳市纪委一室主任黄玉说。　　数据比对发力 隐形问题现形　　行为数据化是信息时代最显著的特征。但这些数据散落于各个部门、系统，比如企业注册登记数据在工商税务，车辆信息在交警管理部门。“我们建立这个平台，主要是想用好海量大数据，向科技要监督力，从以往的靠人监督向依靠制度、科技监督转变。”沈阳市委常委、纪委书记、监委主任王冬石说。　　市纪委有关负责人向记者介绍，通过这个平台的大数据比对分析，碎片化信息整合后，很多隐形贪腐就露出了马脚，“像建设领域的围标、卖标行为，原来缺少相关分析，一般会局限于一个案子。现在有了这个平台，所有公司的招投标行为，一目了然。”　　2016年至2018年间，发现4757余名死亡人员领取低保、五保、高龄补贴等17项补贴救助疑似问题，涉及资金644万元；1546名企业法人领取低保，涉及款项1614万元。这仅仅是在城乡补贴救助一个领域，在工程招投标、项目建设领域应用大数据进行分析比对，效果更突出。　　黄玉点开平台，输入招投标，可以看到：有的企业从来不中标，比如沈阳某建设有限公司近三年投标337次，中标0次，存在围标嫌疑；有的企业中标上百次，但却从来不参与工程施工，存在卖标嫌疑。“这些都是重要线索，都是今后调查重点。”　　通过比对，补贴领域优亲厚友、有房有车人员领取城乡低保、去世人员继续领取各类补贴等问题一目了然。这些问题会自动进入问题管理系统，交由相关部门处置。　　此外，平台实时预警模块对工程项目立项等关键环节存在的风险点，设置评价指标。比如根据沈阳工程项目建设的特点和要求，通过设置相应的参数，就能让暗箱操作的围标串标、转包分包等行为立即浮出水面，进行有效预警监管。　　治标治本兼顾 预防从早从小　　不仅纪委监委办案人员可以在这里面发现线索，普通市民也可以在公示系统中发现问题，一键举报。　　有群众在平台中发现，辽中区牛心坨镇居民刘某某于2015年2月去世，但在2016年至2018年间一直在领取农村低保和临时救助性补贴；朱家房镇高墙子村村干部尹某某一直领取低保补贴，一年几万元。通过调查核实，及时纠正了这些问题。通过平台，一大批不符合条件的城乡低保户主动退出。　　“目前，正风肃纪监督平台已成为科技反腐、数据反腐的利器。”沈阳市纪委副书记、监委副主任孙建军表示，反腐既要治标又要治本，进行大数据的科学比对分析，既是治标之策，也是走向治本的重要一步。　　下一步，沈阳市纪委监委将推动规范数据采集地方立法；与中科院计算所联合建立实验室，研发监督工作标准规范、核心软件等。　　大数据平台的主要技术支持负责人、中科院计算技术研究所所长孙凝晖说，大数据进入反腐领域，成为维护群众利益的利剑，也是一次尝试。“以往更多是应用于城市治理、企业管理等领域。现在初步看比较成功，正风肃纪与大数据相结合，从早从小发现问题，监督就像人的健康管理一样，需要治未病、治小病。用上大数据，少做‘大病治疗’，多做‘健康体检’。” 　　《 人民日报 》（ 2019年03月24日 04 版）